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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馬一浮教育思想的現代意義

    發布時間:2020-07-08來源:中國社會科學報作者:徐寶敏0

    國學大師馬一浮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座豐碑,被譽為“千年國粹、一代儒宗”。20世紀初,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初興,急需人才,對于馬一浮這樣的博學鴻儒,各大學必竭力招攬。蔡元培、陳百年兩任北京大學校長邀請馬一浮皆被拒。20世紀30年代,竺可楨掌浙江大學,邀請其擔任國學講座。馬一浮一直拒絕,后因戰事逼近無處安頓,于19384月到達浙江大學,在泰和、宜山聚講。然而,次年1月,馬一浮即辭別浙江大學入川創復性書院,歷時不過9月,其后再未執教大學。

    “禮聞來學,未聞往教”“不習慣學校生活,不能來校上課”,這些拒絕的理由表面看是清高迂闊、不近人情,深究其內因則是馬一浮的教育理想與現代學校制度的沖突。馬一浮希望恢復“小學校、大學科、師生朝夕無間”的古代書院模式的思想固然不完全可取,也無法實現,但其對于當時學校制度種種不足的警惕和批判,對于立德樹人、三全育人的重視,主張文理農工醫不同學科門類知識大融通,在深化高等教育領域改革的當下依然具有生命活力和指導意義。

    在辦學主張方面,他強調獨立自主,力主“書院所由起,其事不攝于有司”。馬一浮認為“古者為教者不盡出于學官”。他推崇私學,向往宋明以來“明道之儒逸在布衣,窮居講習,或為之置學田、立精舍,士之不務進取者亦趨之,志在淑其身以善天下,學以至于圣賢”。他反對“官立之書院,專重課試,浸失初旨”。馬一浮之所以辭別浙江大學,即在于當時國民政府給予他恢復傳統書院的機會。馬一浮創辦的復性書院企圖在經濟上獨立自主,接受政府和各界的捐款(而非撥款),建造學舍、購置學田、自給自足、永續發展;希望在體制上獨立自主,造就一“社會性之純粹學術團體”,而不同于當時之普通學校教育,并不受任何方面的約束;希望在機制上獨立自主,“設主講一人總持教事,統攝學眾”,實行主講負責制。然而實際上,馬一浮為自主權一直抗爭,數度罷講。復性書院在經濟上并未能自立,教員簡歷、教材內容也被要求送國民黨教育部備核。復性書院辦學至1941年已難以為繼,轉以刻書為主。馬一浮的辦學經歷以失敗告終,但其堅持獨立自主的辦學思想,時至今日依然值得重視。

    在教育理念方面,他強調人格教育,重視發揚學生天賦之知能,對自己完成人格。馬一浮認為,教育的意義在于“使諸生于吾國固有之學術得一明了之認識,然后可以發揚天賦之知能,不受環境之陷溺,對自己完成人格,對國家社會乃可以擔當大事”。他在浙江大學開設國學講座的第一講,即向學生深刻闡述張載的“為天地立心,為生民立命,為往圣繼絕學,為萬世開太平”,還致信豐子愷,希望將“四句教”譜成歌曲,“令學生歌之,以資振作”,重視弘揚內心力量對抗艱難時局。他致信復性書院聯合創辦者熊十力,闡明書院的宗旨是“謀道,不為謀食”。學生的出路“非書院所能為謀也”,但如果學生在書院學有所成、明體達用,自然能涉世自立,“不患無位”。在那樣一個戰火紛飛的年代,他抨擊時人求學動機,“以散亂心來求知識,并心外營,不知自己心性為何事。忽然有人教伊內向體究,真似風馬牛不相及”。雖然馬一浮的教育主張必然為功利主義所拋棄,但其對德育的重視,將人格、精神教育置于具體知識教育之先,作為為國家民族培養讀書種子、復興人才的思想前提,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。

    在培養目標方面,他強調通識教育,倡導“有文有質、有農有工,兼總條貫、知至知終”。馬一浮的人才培養目標和孔子一脈相承,即認為“文勝質則史,質勝文則野”,必須是“文質彬彬,然后君子”。到了近現代,則不僅是培養文質彬彬的君子,而且是對文理工農醫專業知識基本原理都能有一定掌握的通??缛瞬?,對于知識體系能夠“念哉典學,思睿觀通”“兼總條貫,知至知終”。故馬一浮稱自己“平日所講,不在學校之科”,對學生上課“不列學分,不規定畢業期限”,即他的講授不叫課程,而稱“國學研究會”;他的頭銜不是教授,而稱“大師”。馬一浮的這些要求對他與當時浙江大學的合作造成了很大的障礙。但如果我們換個角度,把馬一浮不是作為一位中文或哲學專業老師,而是作為一位思想導師、德育老師;把他的課程不是作為一門專業課程,而是思政課程、通識課程,則可能更容易理解其思想和言行。

    在教學模式方面,他強調師生相處,提出“教化之由興,不必盡在明堂辟雍”。馬一浮主張恢復書院教學模式,倡導師生間朝夕相處、日常問學、切磋琢磨的全過程、全方位教學關系。他認為“教化之由興,不必盡在明堂辟雍”,和杜威一樣主張課堂不必是教育的中心。他的“禮聞來學,未聞往教”并非傲慢,而是和梅貽琦一樣提倡師生從游濡染。復性書院的一周課程安排,只有半天是講課,其余以學生自我悉心體究和個別向主講請益為主。故馬一浮非常重視學生的基礎,師生間的教學相長,他說“道逢尹喜,始出五千。退老河西,乃傳六藝”,即認為沒有好學生的“感而后應,信然后從”,再好的教師也講不出好課。他遺憾在宜山、泰和的講課情景,“弟每赴講,學生來聽者不過十余人,諸教授來聽者數亦相等,察其在坐時,亦頗凝神諦聽,然講過便了,無機會勘辨其領會深淺如何,以云無趣,殊無可言”。進而,在馬一浮看來,現代學校制度不啻販賣知識,學生繳納學費,老師領取報酬。上課鈴響開講,下課鈴響輒止,師生關系僅限于課堂。這種“講過便了”“無機會勘辨”的弊端在今日的學校依然存在,尤其值得我們反思和彌補。

    在學術思想方面,他強調融會貫通,主張“以六藝統攝古今中外一切學問”。馬一浮自身在學術上縱橫古今、學貫中西、博采百家,在浙江大學西遷講學期間,先后作“論六藝該涉一切學術”“論西來學術亦統攝于六藝”兩次主題講演,表達其學科思想,主張儒釋道各家融合會通,道一以貫之。其創辦復性書院在教學內容上以“六藝”為中心,不再分立諸科;培養的目標是造就“通儒”,而非專門人才。馬一浮認為當時學術分歧,人心陷溺,原因即在于“執一而廢他”“局而不通”,書院的目的即在于會通百家,除弊興利?,F代大學發展規模越來越大、學科專業越分越細、融通越來越難,馬一浮企圖以“六藝”統攝古來、外來一切學問的思想固然有失偏頗且過于理想,但對于今日大學之學科建設、學科交叉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。

    作者:徐寶敏,浙江大學政策研究室副主任。原載于《中國社會科學報》202076日第5版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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